聂荣臻，字福骈，曾用名聂云臻。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。聂家祖上比较富有，传至其父聂仕先时家境败落，被迫出卖田产，租种地主的土地，后又靠开一爿小染坊谋生。聂荣臻8岁私塾，14岁上小学。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尤其擅长作文。“五四运动”中，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爱国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。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，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。1922年6月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，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（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）。1923年春经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、训练部副主任，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团机关刊物《少年》（后改名《赤光》）为思想阵地，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4年10月到苏联，在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、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，任中国班中共支部书记。

      1925年9月回国，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。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，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，在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。10月攻占武昌后，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。1927年5月任职于中共中央军事部，负责干部分配工作。7月大革命失败后，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，至九江筹划南昌起义。8月1日，他成功地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，从马回岭开赴南昌，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。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（州）汕（头）地区失败后，同周恩来、叶挺等转赴香港。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，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中弹牺牲、起义军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，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，使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。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。1930年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，5月又调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。1931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参谋长，同年底前往中央苏区。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3月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，支持毛泽东*葡京国际app：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意见，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龙岩、漳州、乐安宜黄、建黎泰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，督率所部严守红军纪律，并在战斗紧要关头身先士卒，亲临前线指挥。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与林彪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。在抢渡湘江时，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，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成功过江。1935年1月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，占领遵义。在遵义会议上，他发言批判了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。5月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，同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，强渡大渡河，并协同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。9月与林彪等指挥红4团经过激烈战斗，攻占天险腊子口。同月，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。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，重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，率部参加了直罗镇、东征和西征战役。1936年11月，同代军团长左权指挥红1军团参加山城堡战役，战役中果断决策，对统一参战部队思想、最终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2月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

     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、政治委员，与师长林彪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。1937年9月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，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（板垣师团）第21旅1000余人，击毁和缴获大批武器、辎重和车辆，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，粉碎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。同年10月奉命率115师主力一部及地方工作团党政干部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，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他在晋察冀边区一面放手发动群众，搞好根据地建设，一面扩大抗日武装力量，开展游击战争。11月下旬起，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万余人发动的八路围攻，尔后主动出击，对平汉、平绥、正汉铁路进行三次破袭战，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。同时，派出部队逐步开辟了冀中、冀东、平西、平北等根据地，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个巩固的整体。1938年10月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，赞扬晋察冀边区为“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”。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反映晋察冀边区的斗争情况的详尽报告，后经补充修改，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并题写《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》书名，于1939年5月在延安、重庆两地出版发行。该书总结了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，对国内外了解中国敌后战场的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      1939年10月下旬领导晋察冀军民进行冬季反“扫荡”作战。11月先后指挥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，歼日军1500余人，击毙被誉为“名将之花”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。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军官，令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深为震惊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出“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”的哀叹。1940年8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，先后组织和指挥39个团参战，取得毙伤、俘虏日伪军1万余人的佳绩，并破坏和瘫痪了华北的主要铁路、公路及煤矿，沉重打击了日军推行的“囚笼政策”。1941年秋季反“扫荡”开始后，指挥主力部队相继转至外线作战，同时率领边区领导机关近万人，在只有一个团兵力的掩护下，巧妙跳出敌人的合围圈。1942年，根据敌强我弱、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的不利态势，提出“向敌后之敌后挺进”的斗争方针，领导晋察冀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打破和挫败了日军的封锁、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及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并伺机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。1943年10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。其间，曾在重庆《群众》杂志上发表《论敌后抗战》一文，介绍敌后坚持抗战6年的经验。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8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，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。

    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晋察冀，遵照中共中央*葡京国际app：向北发展、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，抽调晋察冀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1万余人开赴东北。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，指挥所部实施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。1947年4月发起正太战役，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，歼国民党军3.5万余人，攻克正太路沿线7座城市和井阱等重要矿区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。10～11月接连取得清风店、石家庄战役的重大胜利，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局，并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。1948年5月，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，出任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。为配合东北战场的决战，命华北军区所属主力兵团及地方部队出击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、宣化、张家口等地，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牢牢拖住，使其无法抽兵救援东北。10月同政治委员薄一波经过缜密部署，粉碎了傅作义部对石家庄的偷袭行动，保障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。同年底指挥所部与东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，并于1949年1月与林彪、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，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，对北平（今北京）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。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员，领导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、华北地区的剿匪作战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改编等工作。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。后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，并担任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。

       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，主持总参谋部工作，参与组织实施了建国初期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、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、军队精简整编及各项军政建设、志愿军入朝参战等重要工作。1951年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。1954年6月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主管武器装备工作。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同年与陈云、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。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。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，主管科学技术工作。1958年兼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、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，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导弹、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。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。曾参与领导制定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，并组织拟定《对12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》。在领导国防科技项目研究工作中，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、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，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同时调整科研领导机制，加速培养科技力量，相继组建起导弹、原子弹、飞机、舰船、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，并相应建成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实验基地。60年代初，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，苏联撤走全部专家、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，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，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，坚持科研攻关，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。他以两弹攻关为重点进行任务排队，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，组织全国大协作，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攻克新型材料、电子元器件、仪器仪表、精密机械、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。在他亲自主持下，1964年10月，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；1966年和1967年，又先后试验成功核导弹、中程地地导弹和氢弹。并为远程火箭、人造地球卫星、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1967年2月，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，与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等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，同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。后被江青等诬陷为“二月逆流”成员，遭到迫害和打击。1969年2月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。期间，受毛泽东、周恩来委托，与陈毅、徐向前、叶剑英每周举行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，向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，对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产生了重要影响。 1971年“九·一三”事件后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，揭发了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。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参与领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。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1987年1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。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。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，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第四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。其主要著述收入《聂荣臻回忆录》，出版有《聂荣臻军事文选》。 聂荣臻，字福骈，曾用名聂云臻。1899年12月29日生于四川江津吴滩镇。聂家祖上比较富有，传至其父聂仕先时家境败落，被迫出卖田产，租种地主的土地，后又靠开一爿小染坊谋生。聂荣臻8岁私塾，14岁上小学。1917年考入江津县立中学，学习成绩优秀，尤其擅长作文。“五四运动”中，积极参加当地学生的爱国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。1919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，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爱国运动。1922年6月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，8月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（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）。1923年春经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，曾任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、训练部副主任，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团机关刊物《少年》（后改名《赤光》）为思想阵地，宣传马克思主义。1924年10月到苏联，在莫斯科先后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、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，任中国班中共支部书记。

      1925年9月回国，被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。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，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委员会特派员，在北伐军中从事联络工作。10月攻占武昌后，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。1927年5月任职于中共中央军事部，负责干部分配工作。7月大革命失败后，被周恩来指定为中共前敌军委书记，至九江筹划南昌起义。8月1日，他成功地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第25师两个多团起义，从马回岭开赴南昌，任起义军第11军党代表。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（州）汕（头）地区失败后，同周恩来、叶挺等转赴香港。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，在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中弹牺牲、起义军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，与叶挺果断决定撤退，使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损失。1928年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。1930年1月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长，5月又调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工作。1931年1月任新组建的中央军委参谋长，同年底前往中央苏区。1932年1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，3月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，支持毛泽东*葡京国际app：红军主力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赣东北地区发展的意见，与军团长林彪率部参加了龙岩、漳州、乐安宜黄、建黎泰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四、第五次反“围剿”，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，督率所部严守红军纪律，并在战斗紧要关头身先士卒，亲临前线指挥。1934年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。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，与林彪率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。在抢渡湘江时，顽强抗击优势敌人的轮番进攻，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成功过江。1935年1月指挥红1师强渡乌江，占领遵义。在遵义会议上，他发言批判了博古、李德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，拥护毛泽东的主张。5月兼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治委员，同司令员刘伯承率部通过大凉山彝族聚居区，强渡大渡河，并协同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夺占泸定桥。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，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。9月与林彪等指挥红4团经过激烈战斗，攻占天险腊子口。同月，红一方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，任第1纵队政治委员。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，重任红1军团政治委员，率部参加了直罗镇、东征和西征战役。1936年11月，同代军团长左权指挥红1军团参加山城堡战役，战役中果断决策，对统一参战部队思想、最终取得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12月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

      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、政治委员，与师长林彪率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。1937年9月参与指挥平型关战役，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（板垣师团）第21旅1000余人，击毁和缴获大批武器、辎重和车辆，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，粉碎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，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，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。同年10月奉命率115师主力一部及地方工作团党政干部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区，开辟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，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他在晋察冀边区一面放手发动群众，搞好根据地建设，一面扩大抗日武装力量，开展游击战争。11月下旬起，指挥部队粉碎日军2万余人发动的八路围攻，尔后主动出击，对平汉、平绥、正汉铁路进行三次破袭战，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。同时，派出部队逐步开辟了冀中、冀东、平西、平北等根据地，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为一个巩固的整体。1938年10月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在致聂荣臻等的慰问电中，赞扬晋察冀边区为“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”。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反映晋察冀边区的斗争情况的详尽报告，后经补充修改，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并题写《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》书名，于1939年5月在延安、重庆两地出版发行。该书总结了创建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基本经验，宣传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业绩，对国内外了解中国敌后战场的情况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      1939年10月下旬领导晋察冀军民进行冬季反“扫荡”作战。11月先后指挥雁宿崖和黄土岭战斗，歼日军1500余人，击毙被誉为“名将之花”的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旅长阿部规秀中将。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击毙日军中将级军官，令侵华日军和日本国内深为震惊，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发出“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”的哀叹。1940年8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部参加百团大战，先后组织和指挥39个团参战，取得毙伤、俘虏日伪军1万余人的佳绩，并破坏和瘫痪了华北的主要铁路、公路及煤矿，沉重打击了日军推行的“囚笼政策”。1941年秋季反“扫荡”开始后，指挥主力部队相继转至外线作战，同时率领边区领导机关近万人，在只有一个团兵力的掩护下，巧妙跳出敌人的合围圈。1942年，根据敌强我弱、根据地遭到极大破坏的不利态势，提出“向敌后之敌后挺进”的斗争方针，领导晋察冀军民度过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，打破和挫败了日军的封锁、“扫荡”、“蚕食”及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并伺机恢复和扩大了根据地。1943年10月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。其间，曾在重庆《群众》杂志上发表《论敌后抗战》一文，介绍敌后坚持抗战6年的经验。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。8月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，部署晋察冀军区部队对日军进行反攻作战。

    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晋察冀，遵照中共中央*葡京国际app：向北发展、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，抽调晋察冀所属部队和地方干部1万余人开赴东北。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，指挥所部实施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保卫战。1947年4月发起正太战役，集中优势兵力击敌薄弱环节，歼国民党军3.5万余人，攻克正太路沿线7座城市和井阱等重要矿区，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。10～11月接连取得清风店、石家庄战役的重大胜利，彻底扭转了华北战局，并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大城市的先例。1948年5月，晋察冀军区和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，出任司令员和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。为配合东北战场的决战，命华北军区所属主力兵团及地方部队出击归绥（今呼和浩特）、宣化、张家口等地，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牢牢拖住，使其无法抽兵救援东北。10月同政治委员薄一波经过缜密部署，粉碎了傅作义部对石家庄的偷袭行动，保障了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。同年底指挥所部与东北野战军联合发起平津战役，并于1949年1月与林彪、罗荣桓组成平津前线总前委，参与领导了同傅作义的和平谈判，对北平（今北京）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贡献。2月兼任平津卫戍司令员，领导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、华北地区的剿匪作战和国民党军起义部队的改编等工作。6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，协助周恩来主持总参谋部的日常工作。后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，并担任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。

       1950年初任代理总参谋长，主持总参谋部工作，参与组织实施了建国初期解放西南地区和东南沿海岛屿、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、军队精简整编及各项军政建设、志愿军入朝参战等重要工作。1951年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。1954年6月被增补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主管武器装备工作。1955年9月获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一级解放勋章。同年与陈云、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为领导原子能事业的三人小组成员。1956年4月任国务院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。1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，主管科学技术工作。1958年兼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、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，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导弹、核试验靶场建设的总负责人。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。曾参与领导制定《1956—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（草案）》，并组织拟定《对12年科学规划中国防研究项目的意见》。在领导国防科技项目研究工作中，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、争取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，充分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同时调整科研领导机制，加速培养科技力量，相继组建起导弹、原子弹、飞机、舰船、军用电子设备等研究院，并相应建成各种尖端和常规武器实验基地。60年代初，在国内遇到严重困难，苏联撤走全部专家、停止一切技术援助的情况下，两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打报告，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，坚持科研攻关，继续研制导弹和原子弹。他以两弹攻关为重点进行任务排队，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，组织全国大协作，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攻克新型材料、电子元器件、仪器仪表、精密机械、大型设备等技术难关。在他亲自主持下，1964年10月，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；1966年和1967年，又先后试验成功核导弹、中程地地导弹和氢弹。并为远程火箭、人造地球卫星、核潜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1967年2月，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，与谭震林、陈毅、叶剑英等对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错误做法提出批评，同林彪、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。后被江青等诬陷为“二月逆流”成员，遭到迫害和打击。1969年2月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厂蹲点学习。期间，受毛泽东、周恩来委托，与陈毅、徐向前、叶剑英每周举行一次国际形势座谈会，向中央提出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的战略性建议，对后来中美实现关系正常化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产生了重要影响。 1971年“九·一三”事件后，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，揭发了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。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，参与领导新时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。1983年6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。1987年1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，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。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。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，第八、第十一、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，第四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。其主要著述收入《聂荣臻回忆录》，出版有《聂荣臻军事文选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