党史中的9月，是一个孕育希望的月份。9月的一份报刊、一场起义、一封来信、一次会议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不断探索中的成长和壮大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鲜活印记。

一份周报点亮路灯

1922年9月13日，我们党最早的机关报《向导》周报正式创刊，总发行处设在上海老西门肇浜路（今复兴东路）兰发里3号。

《向导》创刊号开门见山地指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要的是“统一与和平”，号召国人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，“推倒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”。

《向导》一开始提出“打倒帝国主义”“打倒军阀”等口号时，普通人还不是很了解，胡适甚至将其讥讽为“乡下人谈海外奇闻”。

但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，这些口号逐渐深入人心，还成为国民党部分左派与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流行语。

除了陈独秀之外，担任《向导》编辑和撰稿人的有蔡和森、瞿秋白、彭述之、李大钊、高君宇、周恩来、赵世炎、罗章龙、毛泽东等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、维经斯基也都为《向导》撰写过文章，他们分别使用了“孙铎”“魏琴”等笔名。

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文人办报、书生议政，《向导》的编辑和撰稿人队伍是一个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坚强战斗集体。

作为《向导》的第一任主编，蔡和森不仅负责组织稿件，还亲自撰写重要文章。尽管身体瘦弱又患有哮喘，却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、废寝忘食。短短几年内，他以“和森”署名发表的文章达130余篇。同时，还有很多是用“本报同仁”“记者”等名义发表的，字数多达五六十万。

1922年9月20日，在《向导》第2期的《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——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》一文中，蔡和森将那些空发议论的政治家或政论家称作“纸老虎”。这是党内理论家第一次提出“纸老虎”的概念。

《向导》文风朴实但文笔犀利，言之有物且有的放矢，就问题而谈主义，以其鲜明的革命思想光芒指引政治行动方向，在当时各阶层读者尤其是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。

北京大学成立25周年时进行过一个民意测验，《向导》获得220票“爱读票”，名列全国周刊第一名，被誉为“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”。

一场起义举起红旗

1927年9月9日，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。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，是党史军史上的“三大起义”之一。

秋收起义前，由于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，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：没有革命的武装，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。1927年8月7日，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秘密会议（八七会议）。

从会议记录来看，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，发言最多的也是毛泽东。在讲到军事问题时，毛泽东敏锐地指出：“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。”

八七会议后，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改组省委并组织秋收起义。9月初，他来到中国工人运动策源地——安源。这里对毛泽东来说并不陌生。5年前的9月，他在安源与李立三、刘少奇等人一起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。

然而，时过境迁。5年后的这个秋天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达到了顶点。毛泽东在奔走于安源、浏阳，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，被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武装抓了起来。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，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。

多年后，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这段经历：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，我遭到枪决，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，他们同意释放我，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。于是我决定逃跑，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，我才得到了机会。

秋收起义爆发后，工农革命军不再沿用“国民革命军”的番号，而是将修水、铜鼓、安源的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”，并设计制作了军旗。这面军旗的旗底为象征革命的红色，旗中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五角星，五角星正中央为镰刀和斧头图案。

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的第一面军旗，意义非凡。正如毛泽东所言：国民党旗子已成为军阀的旗子，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！

9月20日，工农革命军集合在里仁学校操场上，整装待发。毛泽东对大家说：反动派并不可怕，只要大家团结得紧，继续坚持干，就能用小石头，打烂蒋介石的大水缸。

他进一步表示，秋收起义原计划要去打长沙，大家也都想进长沙，长沙好不好呢？长沙好。可是长沙打不下来，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，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，那就不要去了。我们要到敌人管不着或难得管的地方去，到乡下去，到乡下站稳脚跟。

这番通俗易懂的讲话，瞬间吹散了笼罩在战士们心头的迷雾，大家“心里亮了，有了奔头了”。

一封来信肯定路线

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，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。

1929年8月下旬，陈毅乘坐轮船前往上海，向党中央汇报工作，并期待帮助解决红四军党内问题。

由于红四军的经验极为重要，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、李立三、陈毅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，深入讨论审议。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，一谈就是几个小时。

在了解情况后，周恩来对陈毅说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，要巩固红四军的团结。之后，委托陈毅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原则精神和他们三人讨论的内容，执笔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。

陈毅的稿子，周恩来看后一个字未改，就经党中央同意后发出去了。这便是著名的“九月来信”。

“九月来信”详细分析军阀混战的形势，指出红军的根本任务和前途，强调中国革命是“先有农村红军，后有城市政权”，肯定毛泽东*葡京国际app：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。

“九月来信”是我们党早期的一份重要文件，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，也为全国红军的建设确定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。

正是根据“九月来信”的精神，红四军随后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，确立了思想建党、政治建军的原则。

一次会议昭示信心

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。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盛事。

新政协的召开，实际上要追溯到前一年。1948年5月1日，《晋察冀日报》头版头条刊发“五一口号”，号召各民主党派、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，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，讨论并召集人民代表大会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

对于“五一口号”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响应热烈。民盟创始人沈钧儒说：中共“五一口号”一呼而天下应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及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！

“五一口号”发布后，筹备召开新政协、邀请组织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及早进入解放区，便成为我们党的一件重要工作。尽管参会之路并不容易，但北上途中民主人士还是豪情满怀。柳亚子提笔赋诗：六十三龄万里程，前途真喜向光明，乘风破浪平生意，席卷南溟下北溟。叶圣陶在日记中用“涓泉归海”来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，称此番盛世“生平罕见”。

1949年6月15日，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。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协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各项必要准备，筹备会决定设立6个小组，分别承担相应的具体任务。

参加第四小组工作的雷洁琼回忆，当时的讨论是非常认真的，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。如国家名称问题，许多人主张用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，黄炎培主张用“中华人民民主国”，但张奚若说不如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好，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，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两字。

9月21日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隆重开幕。与会代表不仅有中共领导人，还有民主党派的李济深、张澜、黄炎培、马叙伦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、马寅初，爱国华侨陈嘉庚、司徒美堂，文化名人梅兰芳、程砚秋，原国民党方面的张治中、程潜，等等。

在完成一系列议程之后，朱德致闭幕词，强调“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，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地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，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”。